本报记者|王健生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首要改革举措。如何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近日，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的第90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与会嘉宾开展研讨交流。主动对接更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实行制度型开放，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开放，这是开放模式的重大转变，是新形势下打破贸易壁垒的需要，是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指出，下一步，必须进一步夯实制度型开放的基础，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中联部原副部长于洪君指出，要准确把握世界经贸格局，努力优化对外经济合作。密切跟踪世界经贸格局发展变化，准确把握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主动对接更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大幅提升对外经济关系的质量与水平。进一步扩大自主开放，大力推进和提升中国与国外合作伙伴的自贸区建设，持续推进面向全球的国内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建设，建立健全更加完整、合乎国际规则和规范的对外开放与合作的机制和体制，全方位提高对外合作的质量与水平，继续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指出，推动高水平开放，是我国打破贸易壁垒、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因素，进一步主动开放甚至单边开放是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的标志。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要通过制度型开放促进服务消费发展。在服务业特别是服务消费方面进一步扩大开放，逐步缩短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正在进入服务贸易持续复苏的新阶段，但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全球规制不断增加企业成本，二是国内市场环境要素价格等各方面因素发生变化。进行国内规制改革成为当务之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说。缅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席丹觉指出，制度型开放主要是要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要确保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增强经济的治理结构；使国内制度环境和国际高水平的经贸规则对接；消除制度壁垒，促进国内和国际市场对接。中国稳步推动制度型开放会带来双赢机会。以更高水平开放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会专家认为，要以更高水平开放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指出，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以资本为纽带集聚全球新质生产力要素、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动对标和借鉴高标准的市场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国内国际市场深度融合。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将自贸区打造成为高水平自主创新高地、高素质要素集聚高地、高标准规则测试高地。“进入数字化时代，进入AI时代，不仅要把制度型开放放到01结构的数字化中，更要理解这种制度型开放和以往的制度型开放之间的不同。01的制度是生产力释放和生产力快速进步的核心所在。”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贾庆国建议，在保持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更加有效应对高科技“卡脖子”的挑战。一是需要转变思路，面对“卡脖子”问题需要补短板，更要强长板。二是补短板兼顾近期效应和长远利益，对于补短板项目严格甄选，扶持对国家发展战略需求最大、最有希望取得突破的技术，长期重点支持具有颠覆性影响的基础研究。三是无论补短板还是强长板，都要完善竞争机制，制定公平公开透明的规则，打造公平竞争的平台。继续推动新全球化新市场化前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原院长刘尚希认为，当前，全球“风险预期”超越“收益预期”，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进入全球化3.0版本阶段，全球良性的竞争和合作才是根本出路。“国家安全概念成为某些国家无视规则的托词。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虽然一些国家在短期可能受益，但所有国家长期都会受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指出，维护多边主义，在世贸组织框架内解决贸易争端至关重要。此外，通过更多接触、更多民间交往，可以有助于稳定大国贸易关系。“制度型开放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因素，要重视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国家能力建设，制度型开放更关键在于增进战略互信，要继续推动新全球化新市场化前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说。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认为，制度型对外开放，将更有力地在改革深水区催化、倒逼“以改革解放生产力”攻坚克难，同时，推动本国统一大市场积极对接全球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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